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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搏官网】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九、发动“大跃进”(上)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求实、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
  
  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
  
  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
  
  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如:
  
  ——1956年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那里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思起草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为此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1958年3月,毛泽东一语惊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苦闷中,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等人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重大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是直接针对反冒进的,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下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惶中花十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各地生产上争先恐后放“卫星”。小孩子坐在“卫星田”稻穗上的照片居然上了《人民日报》。尽管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并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对大炼钢铁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十分痛心。但直到这年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连御寒冬衣都没有的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严酷的现实和客观经济规律教育了毛泽东,当发现原来在赶英超美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一系列指标,尤其是钢的指标,在实际生产中根本无法达到时,毛泽东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11月下旬,毛泽东又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主动表达了要“压缩空气”的思想:
  
  “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点,如果行,还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由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发动“大跃进”,到发现问题后主动“泼冷水”,主动犯实事求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开始。尽管毛泽东那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思路,但他在思想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却为周恩来等求实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摆脱“大跃进”的矛盾心理和艰难处境,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那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亚搏官网 1周恩来 当年周恩来究竟做了什么事,竟连续三次向毛泽东检讨?第三次检讨稿竟然还花了十多天时间!周恩来为何被批评?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反冒进,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三次作出公开检讨。 南宁会议,周恩来被批评得很厉害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由于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所以直到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两做检讨,毛泽东不满意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毛泽东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第三次检讨稿花了十多天时间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 为此,被认为应该对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摘编自《党史纵横》)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